按其占有议席的比例分享各议决单位职位和议会管理机关职位的权利。

而且，假日开庭使得本来就很疲惫的法官连基本的休息权都没有了。基于这一认识，可以说案多人少只是当下中国法院不堪重负的一个集中表现，而非根本的原因。

六、司法过程与政治过程 法治在于定纷止争，而非兴讼滥讼。纠纷增加只要求更多的纠纷解决，但不一定诉诸法院。他们积极开展审判进社区活动，以送法进社区、调解进家门、开庭到村头等形式，进一步拓展法治宣传的空间。第三部分讨论便民诉讼措施无视司法规律而大行其道背后的政治原因。其次，由政治渠道的堵塞引发的治道危机已经向深层延伸，矛盾纠纷的两个非政治渠道——信访过程和司法过程——均已显现出滞涨的征兆。

这种主张在决策者那里可能会显得太过学究气了。但是，事故本来不一定成为诉讼。[29] 对此具体的论述，参见[美]克里斯特曼：《财产的神话：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张绍宗译，张晓明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尤其是第九章。

其二，除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之外都属于国家所有，包括土地以及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宪法》第9条第1款、第10条第1款和第2款，《物权法》第47和第48条）。《宪法》中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第9条第2款前句）、[22]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第10条第5款）这些表述，是宪法中国家所有这一规范内容的具体体现。对此的讨论和疑问，请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页以下。如此，方能避免全权国家对私人所有权的过分侵蚀。

该法第1条宣示立法目的为 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结合《文物保护法》第2条所列举的文物类型、《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第1条第2款以及日常语义，[2]可知文物应属文化遗物，显然在文义上不包括乌木在内。再次，特别是在用益物权人多个的情形中，例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对土地共同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如此种埋藏物的所有权最终由该多个用益物权人取得并且共有，会产生诸多复杂的问题。

在此价值判断之下，第一，乌木不应被公布为新矿种适用关于《矿产资源法》的规定而归属国家所有，并且因为欠缺类推基础，故不能类推适用现行规定而归属于国家所有。首先，乌木本身的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对其的过分开挖可能会导致对土地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但如果将消除这种负外部性作为目的，而将乌木作为国家所有并借此进行规制作为手段，这会涉及到比例原则的具体应用。摘要:  宪法中的国家所有和私法中的国家所有权具有法秩序的一致性，后者是前者所具有的国家内容实现义务功能的展开方式之一，同时要受到前者的约束，两者共享了规制这个规范目的。[35] 反对观点参见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但是，虽然分配正义的目的本身是值得尊重的，可目的的正当性同样无法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这里仍然有比例原则的适用可能性。[52] 如果乌木不能被直接确定为归属于国家所有，那么国家是否可以依据其他法律事实取得对乌木的所有权，这涉及到更为棘手的《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在乌木情形中，依据宪法可以否定国家所有权，但宪法规范却无法决定乌木的最终归属，因此，在宪法秩序中，宪法对私法的消极控制作用并无疑问，但宪法对私法的积极决定作用却是非常让人疑虑甚至是不可能的。由于上述考量因素所具有的结论上的不确定性，可能还要辅之以论证规则，即主张不以私人所有权为起点而是以国家所有为起点的规制方式者要承担论证责任。

在认定财产无主之后，仍应依据实体法规则明确该无主财产的所有权由何人取得，因此关键仍在于实体法规则，《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能作为无主财产归属的实体法依据。并非所有财产都应采取国家所有方式实现规制目的，选择何种规制方式应考量多个因素并按照比例原则进行审查。

[35] 第二，私法上的合理利用。本文认为其规范含义在于突出国家所有权所内含的公共属性和内容形成的民主程序，强调公有私用情形中的收益共享和公有公用情形中的不能设立排他性私权，而非强调全民是国家所有权的主体。

据此，似乎如果乌木是发掘于国有土地上，那么应由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而取得乌木的所有权。[39] 税兵教授将之称为确权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参见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10]这也构成了埋藏物和物的成分的重要不同。其次，必要性，即在同样有助于达到目的的多种手段之间进行比较。此时，手段之一是将乌木归归属于国家所有，但给予发现者以物质奖励，而手段之二是将乌木归属于发现者所有，但应缴纳所得税。如果严格按照其文义进行思考，则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无论是否曾经存在所有权，都应归国家所有。

进入专题： 国家所有 国家所有权 规制 埋藏物 乌木 。3、相关的私法规范必须据此予以解释，尤其是《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应进行合宪性的目的性限缩。

私法中国家所有权的此种规范目的对国家所有权的具体私法规范自然会产生诸多影响。规制是为了协调公共目的和经济目的，实现走向平等的自由财产权，在此前提之下，规制方式是多元化的：其一，不设立所有权，国家直接作为主权者进行规制。

同时，在以国家所有为起点进行规制的执行成本过高的情形下，此时就会产生规制的虚化，此时国家所有反而会激励过度的不合理利用，从而导致规制目的的无法实现。或者认为乌木属于天然孳息，或埋藏物，因此由国家取得所有权。

[43] 金可可：《论乌木之所有权归属》，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48] BGH NJW 1953, 271. [49] 有观点认为，未遵守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者不能通过先占取得所有权，规范基础为《物权法》第30条所规定的合法要件，并以《德国民法典》第958条第2款所规定的先占要件之一是无先占之禁止作为证明，参见金可可：《论乌木之所有权归属》，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41]该规制目的决定了国家所有权中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内涵。王建平：《乌木所有权的归属规则与物权立法的制度缺失》，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

乌木不能由国家直接享有或取得所有权。因此，从宪法中的国家所有可以引申出公民合理共同使用国家所有之财产的权利，《水法》第48条第1款所规定的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无需取水许可证、《矿产资源法》第35条第1款所规定的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以及《渔业法实施细则》第18条第1句所规定的娱乐性游钓和在尚未养殖、管理的滩涂手工采集零星水产品的，不必申请捕捞许可证，可资证明。

例如，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利用的负外部性较小，因此，将之作为国家所有进行规制的总收益较小。如果乌木是在国家所有的河道或土地中，且该河道或土地上无用益物权，则有观点主张，乌木属于土地的天然孳息，从而由国家取得所有权。

第三，埋藏物并非归国家所有，且能够查明所有权人时，或者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例外规定能够存在除国家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私法所有权，且能够查明所有权人时，此时在法律效果上要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并且后句规定的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也有适用余地（即中国境内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文物保护法》第6条同时规定，确定属于集体所有或私人所有的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此时有关部门应发布招领公告，所有权人认领，且能够证明其所有，则归属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3条）。第二，乌木不能被认为属于其他自然资源，不能根据《宪法》第9条第1款或《物权法》第48条而被认为归属于国家所有。

《物权法》中的这些规范一方面向上连接着宪法，为实现宪法中国家所有的规范功能，规定了私法中的国家所有权，另一方面向下对特别法进行了授权，物权法充当了批发商和外包商的角色，有关土地、海域、矿产等的特别法应实现私法中国家所有权的规范内容，也担当起私权利分配和保护的功能，而并非仅仅是单纯的管制，从而最终实现法秩序的统一。此时，该基本权利被包含于宪法国家所有的内容之中，并对后者予以具体化，同时又受到了国家所有所包含的合理利用这一规范内容和《宪法》第51条的限制。第一种反对观点认为，埋藏物的构成包括人为有意的埋藏，乌木不符合该要件。采取划拨方式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物权法》第137条第3款）。

龙卫球教授也主张乌木属于天然孳息，但其认为，如果乌木确实发掘于村民承包地之中，那么应由用益物权人取得所有权，参见龙卫球：《乌木权属纷争折射中国法理变迁》，载《河南法制报》2012年8月3日。[40] 这种规范上的不同来源于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规范目的不同。

但是，在德国法中，先占的禁止规定指的是禁止先占本身的的规定，而非在在先占中禁止特定的违法行为的规定（Vgl. Staudinger/Gursky, § 984, Rn. 9.; Müller, Sachenrecht, Aufl. 4, Carl Heymanns Verlag, 1997, Rn. 2742m.），因此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规定是否必然和有必要构成禁止先占的规定，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多论证。《物权法》第56条规定：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

《宪法》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第6条第1款前句）、……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第9条第1款）是这一规范内容的体现，这表明了国家所有财产的收益并非由政府或政府的某一部门所享有，而是由全民所享有。[37] 金可可：《论乌木之所有权归属》，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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